两位文化学者畅谈粤剧

来源:新快报| 2017-11-03 10:59:58|
  ■彭玉平(左)和本文作者钟哲平。   ■佛山琼花会馆(复建)。   ■1950年香港太平戏院,排队看粤剧的盛况。   ■上海大戏院,1917年由广东商人曾焕堂建立,是粤剧在上海演出的重要场所。   ■罗韬和钟哲平。   本报品牌专栏“粤人情歌”虽然已于今年结栏,但我们一直在关注本土粤剧的保护和传承。近日,在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举办的粤剧学者沙龙上,两位本土学者也加入了讨论。   ■ 钟哲平/文   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彭玉平说,戏曲和文学总是充满新旧之争,不管什么时代,“旧人”为传承、突破和延伸传统所作的努力,都值得“新人”尊重。   岭南文化学者、羊城晚报编委罗韬说,戏曲的重心在不同城市转移的过程,是一种艺术的发展史,也是一个地区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像。   这是两位学者近日在粤剧学者沙龙上分别阐述的思想。前者从艺术看时代,后者从地域看历史,恰如时间的身段、空间的旋律,展现戏曲的精深与妙曼之美。   彭玉平:   所谓新与旧,离之则两伤,兼之则双美
  彭玉平主讲的沙龙,主题为《新旧过渡、雅俗共赏——民国时期的戏曲和文学》。祖籍江苏溧阳的彭玉平一开场就幽默地说道:“我这几年讲课、讲座挺多的,但这是最勇敢的一次。因为这是粤剧学者沙龙,我竟然来讲粤剧了!”   彭教授讲粤剧,确实新奇。学生们所熟悉的彭玉平,是著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唐宋词举要》的彭教授,是在“百家讲坛”讲授《诗歌里的春天》及《人间词话》的彭教授。慕名而来的大学生说,很少听老师讲这个题目,一定要听听!   彭教授讲粤剧,又不新奇!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陆键东为沙龙致开场白,就为彭教授的讲题搭建了一个视野宽阔、接通古今的“瞭望塔”,让听众得以领略戏曲文化鲜明的时代感。陆键东说:“粤剧于时代,有很强的适应性。中国戏曲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一个时代的戏曲、文学作品,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彭教授今天的讲题,从侧面讲述了西方新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有更多现代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传统戏曲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这在粤剧研究中较为缺乏,十分难得。”   在沙龙上,各高校师生济济一堂,茶聚谈戏。主持人说:“如今影视界、文学界掀起民国热,这段时期的文学和戏曲,在当代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民国也是粤剧的重要转型期:表演从官话转向白话,受众从农村转向城市,题材也出现现代和西方题材。这些转变,和整个新文艺的转型有没有关系?”   彭玉平说:“民国文学近年受关注程度高,这是好事。尤其作为一个广东的学者,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民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其实也是文化转型。比如南社(1909-1923),反对清政权,也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反对军阀统治。这些内容都是以旧体文学、主要以诗词的形式来表现,这就是时代的新质。”   主持人问:“民国时期涌现了不少研究戏曲的大家,如王国维、吴梅、任二北、王起、董每戡等。王国维为何会成为俗文学研究的开山人物?以前文人一直不屑的‘小说家者流’,在民国成为显学,这与知识分子的视野转变有什么关系?”   彭玉平从时代更迭之下学者治学方式的转变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时代的新质,也体现在学者对时代的关注。比如朱祖谋、况周颐、王国维、沈曾植这些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对梅兰芳和沪上戏剧演出的关注,他们的词作和时代的结合非常紧密。再比如郁达夫,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民国开始进行旧体文学创作。去日本留学后读了大量俄国和德国的小说,尝试小说创作,结合时代,又贴合了年轻读者,如《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引起很大反响。但郁达夫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自己的旧体诗是可以传世的,而新文学未必。这些新文学作家对自己的旧体文学作品如此爱惜,那么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更不应忽略这方面的成果。新旧各体文学虽然内容选择上有差异性,但它合成了一个作家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看法。所谓时代的新质,就是在密切地关注时代的过程中提炼而成的,区别于此前文学的特质。”   谈到“新与旧”的关系,彭玉平认为,离之则两伤,兼之则双美。不管是戏曲还是文学,不管在什么时代,“旧人”为传承、突破和延伸传统,作出的努力,都值得“新人”尊重。   罗韬: 粤剧的三个双城记,是艺术,更是历史   罗韬谈戏曲,并非艺术家看风月,而是史学家看风云。他主讲的沙龙主题是《三个双城记:岭南文化视野中的粤剧变迁》,讲述了粤剧在不同时期的三大变化点,分别是:孕育期的佛山与广州、兴盛期的上海与广州、分化期的香港与广州。合称“三个双城记”。   关于粤剧的雏形,有起源于佛山之说。罗韬认为,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但不准确。罗韬说:“广东大戏在清同治以前,本土戏班没有地位。尤其在广州,外江班兴旺,排斥本土班。而本土班在佛山却有生存空间。与广州作为‘官城’不同,佛山是‘商城’,对本土戏班有很大包容性,琼花会馆建于此,本土班纷纷落脚。同治以后,广州的本土班既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取得艺术上的合格性,不断在流变中寻求发展,从弋阳腔变皮黄系统。20世纪初,广州打破城墙、取消宵禁,开始演夜戏。粤剧有了‘梗台’,即固定的戏台。粤剧演出从以往的堂会转为公开演出,从服务官府和大商家到对市民开放,对于粤剧的本土化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粤剧以市民为主要观众,迅速商业化、市井化,从官话转为白话,开始用小曲。粤剧行业的重心,也从佛山转到广州。从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粤剧真正成为本土娱乐。”   清末粤剧重心从佛山向广州转移的过程,正是粤剧向本土化寻觅的过程。那么,民初粤剧从广州向上海扩充的过程,就是粤剧再次向北方文化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罗韬说:“粤剧的发展与上海关系密切。很多广东财团在上海开设百货公司,也带来广东戏剧。在上海,粤剧和京剧双峰并持。公脚保、李雪芳、周瑜利等粤剧名伶风靡上海滩。粤剧人在上海也积极向京剧学习。靓少佳、新马师曾等名伶都受周信芳、盖叫天、林树森等海派京剧大师的影响。薛觉先在上海学习了不少技巧,开创粤剧‘打北派’。海派京剧与粤剧的相似程度较高,都不守旧,很商业化,行当灵活。上海戏曲演员的‘伶星两栖’制,也传到香港和广州。这种盛况只出现在1925年之前,当时粤剧仍以官话为主。抗战后,粤剧再到上海演出,已难觅昔日风光。这时的粤剧唱白话,外地人听不懂。这也是本土化的必然代价。”   向外学习,向内扎根,又向外提升……戏曲的发展正是这样迂回前行,必然的变化正是不变的常态。   第三个“双城记”,是香港和广州。   且听罗韬款款道来:“粤剧的省港大班,常来往于香港和广州演出,以前一直同班同戏。1949年之后,两地戏班不能演同样的戏了。1952年后,省港两地封关,所有交流中断。粤剧也走出了两条道路:以香港为基地的粤剧,成为旧有粤剧文化的延续之地,粤剧八和会馆的首馆,也由广州转至香港。这时香港继续以私营戏班为基本体制,向更商品化、市井化的道路发展。广州则建立起以剧院和公营剧团为主的体制,以人民性、民族性为价值观,以阶级矛盾、民族抗争为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粤剧进入了漫长的省港分化期,呈二水分流之势。”   这种分流,使得香港对于保留粤剧传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刀阔斧改革的时代,其他剧种并没有这样一个“保险柜”。省港粤剧发展至今,各有财富,各有困境。近年来两地粤剧界合作频繁,互通有无。这个双城记,如风雨之后的双虹,隐约架起美丽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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